在中央层面，批准审查的合法性标准并未细化，而备案审查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全国统一标准，分别就政治性、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列举了相关的情形。

任人而不任法，人各有意，无以定一成之论[7]。在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后，在氏族内部，家族首长的特权淹没了平等精神，从而窒息了原始民主精神。

段玉裁注：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现实状况的复杂多变，使统一司法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玉篇·刀部》：制，法度也。以法律规范与半法律规范相结合的混合法，正适宜于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对于稳定既定的社会秩序的确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家族内部尊卑亲疏等级森严的礼治精神，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法治色彩—比如平民可以通过考试、推荐而跻身社会上层—配成和谐的二重奏。

要而言之，商鞅之学，秦国化之晋学也。而判例又常常被法典所吸收。当然，在此基础上，也不妨将其视为一种国家的价值观。

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可以在不损害宪法稳定性与宪法权威的前提下为新兴宪法权利的保护提供规范支持。[16]对此，夏勇教授有着深刻而精当的论述：尽管从我国的传统学说和当代理论中很难找到西方式的自然权利，但人之作为人的要求和尊严……，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是人之天性、民之本性，我们的同胞也是人，是正常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人。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其整体主义的分析方式。权利法案不仅不必要，而且是危险的。

关键词: 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结构主义 宪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的地位。第四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宪法之父麦迪逊和大法官斯托里对第9修正案所进行的联邦主义式解读作为通说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为各级法院所承袭。其默示性主要体现在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内容没有在宪法规范中做具体的规定，但从一国宪法中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构造与意识形态中可以推导出来。[21]自此，该权利在伴影理论的润泽下，在宪法文本的支持下破茧而出，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肯认和尊重的宪法权利。[27]在Houston v. Moore案中，休斯顿（Houston）主张，所有没有明确保留给州的权力都排他性地由联邦享有。

（三）当前中国时代背景下的人权条款以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一个总括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勾勒这个全景也并非无迹可寻。相应地，其所享有的宪法权利也有所变化。而保障所体现的国家消除阻碍公民行使权利的障碍的积极作为，则是对公民积极权利（freedom to）的肯定。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对纳粹德国的反思后成为德国波恩基本法的第一条：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障此种尊严为国家所有机关之义务。

因此，人权条款此时具有了作为宪法具体权利的总括与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功能。人性尊严的观念来自古典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中世纪得到发展，此后成为康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12]就中国有没有自然法这一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享有宪法权利的主体不再区分为人民、敌人、国民，他们变为具有同样法律人格的人，这种人在法律中的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微调乃至转变。这些权利乃至后来的发展权，环境和平的维持与保护都容纳在人权这个瓶子里。[8]（二）中国法文化背景下的人权条款前已述及，人权二字本不是我国自己出产的原装产品，它已经有了深深的西方自然法的烙印，因此也具有了浓重的西方法文化色彩。而关于自然法内涵的争论与分歧，在西方早已是聚讼纷纷了。See Ernst Benda,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53(2000)，pp. 452-453.[20]参见[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原本用以限制联邦权力积极扩张的第9修正案文本，被有意无意地曲解并被作为文本基础推导出宪法未列举权利。

[20]相应地，人权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从强调国家只当好守夜人、保护消极权利变为也提供社会保障及服务、保护积极权利。在斯托里看来，限制联邦权力，而不是扩张联邦权力或是保护特定的权利，是第9修正案的核心要点。

从美国现行宪法文本看，基于自然法的自然权利通过宪法文本实证化为宪法权利，已然成为美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与中心问题。[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然而，由于人权一词实在过于抽象，相对于其他具体宪法权利义务，其意涵过于宽泛和不确定，这样就与前后的权利义务形成了一个汉堡包—上下都是相对容易消化的面包，只有中间塞进去的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块，甚至是更难消化的骨头。而说它具有自然法属性，则是因为在中国法文化背景下它具有超越实证法、评价实证法、维护作为宪法权利的核心—人性尊严—的特点。

在19世纪，人们对该条款的谈论甚少，而在新政之前，第9修正案一直被认为是对联邦权力进行恰当解释的条文。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公众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6]参见[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的存在，无疑将会大大丰富宪法权利的内涵，从而使得宪法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活力。

而这些新的权利并不能为宪法规范所完全列举，对于那些宪法没有明示规定但又对于一个具有完全法律人格的个体而言不可或缺的人权，同样需要宪法的保护。麦迪逊最初反对增加权利法案，因为他和汉密尔顿一样，觉得一个只拥有有限权力的联邦政府没有被授权来剥夺个人自由。

我国宪法的人权条款为宪法未列举权利提供了安身之所。1．自然法—宪法未列举权利之源自然法是西方法文化的底色。

二、结构主义框架下的宪法未列举权利 （一）宪法未列举权利的特征既然人权是人之为人、基于人性尊严而拥有的权利，那么人权的主体与内容会随着不同时代人的形象而变化。宪法修正案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撑之一即是执政党的意志和关注点。

在西方学者的定义中，人权一词具有浓郁的先（早）于国家的特点。观点符号、概念或实践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嵌入其中的更广阔的结构或相互关系。那么，在不存在西方自然法的中国法文化背景下，人权的学理意涵和规范意涵就颇值得讨论了。[9]因此登特列夫说：‘自然这个字乃是造成一切含混的原因，未能清楚分辨其不同含义，乃是自然法学说中一切暧昧含混之由来。

[7]但由此可能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如果该条是原则性条文，因此第33条第3款即人权条款也是宪法原则，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它是否也是一项宪法原则？如果是，为什么将其置于更具普遍性、概括性的人权原则之前？对此，笔者认为，相对于第34条及以下实质性的宪法权利义务，平等权更强调其形式属性。[2]参见[瑞]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

它在宪法文本中所处的位置尽管使其意涵有些模糊并可能引发争议，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将其置于整个规范体系、中国法文化背景和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场景下，可以看出它更像是一个宪法原则和宪法权利的概括条款。[5]对此，我国近代宪法学先贤也曾有这样经典的表述：在国家成立以前为人权（即以人类资格享有的权利），在国家成立以后，则为公民权（即受国家保障的人权）。

[16]参见李步云：《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35]人权条款可以通过作为未列举权利的文本依据保护诸多既有文本中欠缺的基本权利，以维护直接的人性尊严。